开心彩票_开心彩票

6年来最大跌幅！苹果上季度营收降5%，iPhone销量降8%不及预期******

　　澎湃新闻记者 周玲

　　由于iPhone和Mac销售下滑，苹果第一财季营收同比下降5%，这是自2019年3月以来首次营收同比下降，更是2016年9月以来最大季度降幅。

　　2月3日，苹果披露了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2023财年第一财季业绩。期内营收为1172亿美元，同比下降5%，这创下了自2016年9月以来最大的季度营收降幅，华尔街预期为1214亿美元；净利润为299.98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346.30亿美元相比下降13%，每股收益1.88美元，低于分析师预期的1.94美元。

　　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表示，上季度业绩受到了三个因素影响，强势美元、iPhone 14 Pro和iPhone 14 Pro Max的生产问题以及整体宏观经济环境。

　　分产品来看，iPhone和Mac收入出现下滑，未达预期。其中，iPhone收入为657.8亿美元，同比下降8.17%，分析师此前预期为678亿美元；Mac收入为77.4亿美元，同比下降28.66%，分析师预期为94亿美元；其他产品收入为134.8亿美元，同比下降8.3%。

　　苹果的iPad保持增长，收入为94.0亿美元，同比增长29.66%，这块业务超出之前预期。此外，苹果服务收入207.7亿美元，同比增长6.4%。苹果本季度的毛利率为42.96%。

　　分区域看，本财季苹果在所有区域市场都出现了营收同比下滑，其中大中华区市场营收239亿美元，上年同期为258亿美元，下降了7%。

　　不过，从整体来看，iPhone在这一季度表现好于其他品牌。Counterpoint Research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第四季度下降15%。iPhone的市场份额为23.7%，在本季度的所有制造商中名列前茅。

　　苹果没有提供当前财季(截至3月底)提供业绩指引，自2020年疫情以来，苹果就一直没提供业绩指引，分析师预计，苹果第二财季的销售额将达到980亿美元左右。

　　苹果首席财务官卢卡·马埃斯特里(Luca Maestri)表示，截至3月季度第二财季收入与12月季度的同比趋势相似。马埃斯特里表示，服务业务预计将增长，但Mac和iPad的销售额预计将同比下降两位数。苹果补充道，与12月份相比，3月份的iPhone销量将减少。

　　CNBC报道称，苹果公司上季度的表现令人震惊，其近七年来首次盈利低于普遍预期。《华尔街日报》称，这是苹果近四年来，季度营收首次同比下降。

　　过去三年因全球疫情，居家办公和学生在线上课曾拉动苹果设备销量上涨，但如今全球经济逆风给苹果带来了挑战。

　　库克告诉CNBC，部分原因是美元走强，如果控制住800个基点的外汇逆风，苹果在大多数市场都会增长。

　　库克解释，iPhone 14 Pro和iPhone 14 Pro Max在本财季的供应大幅减少，这意味着向客户销售的产品更少。苹果在中国的iPhone装配厂受到了疫情影响，苹果公司在11月份就此事向投资者发出了警告。

　　库克说：“我们在11月6日发布了这方面的最新消息，并持续到了12月的大部分时间。”不过，库克表示，现在的产量已恢复到苹果满意的水平。

　　库克还透露，苹果将很快在印度开设第一批零售门店。印度由于人口众多，其手机市场也吸引了全球手机厂商，苹果一直试图扩大在印度的销量，公开信息显示，苹果已经将部分iPhone放在印度制造。

　　去年第四季度也是整体消费电子的寒冬，各个品牌季度销量都出现了大幅下滑。据市场调研机构IDC的数据，去年第四季度出货量同比下降18.3%，至略高于3亿部。2022年全年出货量下降了11.3%，是10年来的最低水平。

　　库克表示，充满挑战的宏观经济环境损害了iPhone的销量、Mac的销量以及苹果手表等可穿戴设备的销量。iPhone和Mac的销量同比下降。苹果的其他产品类别，包括AirPods等耳机和Apple Watch等可穿戴设备，下滑超过8%。

　　苹果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些亮点。比如，苹果拥有20亿台活跃设备，包括iPhone、Mac、Apple Watch和其他产品。这比去年1月公布的18亿个活跃设备有所增加。库克表示，安装量的增加是因为人们从安卓系统转向iPhone，并首次购买了苹果手表。

　　基于苹果庞大的活跃用户，苹果的服务业务稳定增长。期内，苹果公司的服务业务增长了6%，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

　　苹果管理层表示，云服务、包括Apple Pay和Apple Card在内的支付以及音乐是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库克补充说，苹果员工正在测试一项“现买现付”功能，该功能将成为服务的一部分。

　　自去年底以来，包括微软和Meta在内的多家美国科技公司开始裁员，以削减开支成本。库克表示，苹果正在削减成本，招聘速度更慢。与许多竞争对手的科技公司不同，苹果并没有宣布裁员。“我们也认识到我们所处的环境很艰难。因此我们正在削减成本。我们正在削减招聘，我们对招聘的人员非常谨慎和慎重。”

　　截至2日美股收盘，苹果涨3.71%，报收150.82美元，盘后跌近4%。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