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麦当劳中国CEO张家茵：中国市场为麦当劳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发展机遇******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1月3日电题：麦当劳中国CEO张家茵：中国市场为麦当劳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发展机遇
中新财经 吴家驹
“过去十年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形势，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麦当劳中国首席执行官张家茵日前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如是说。
张家茵表示，过去十年，中国努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完善市场体系建设，为麦当劳中国的稳健发展提供了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预计到2022年底，麦当劳中国开设的餐厅将达5000多家，五年间餐厅数量翻了一番多。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自1990年在深圳开设中国第一家餐厅以来，麦当劳已经深耕中国市场30多年。近十年来，中国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见证者之一，麦当劳如何看待中国市场这十年的发展与变化？
张家茵：1990年麦当劳刚进入中国时，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城市的麦当劳餐厅一座难求，今天麦当劳近5000家餐厅遍布全国各地。
麦当劳的迅猛发展，得益于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成长。在这30年中，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居民收入保持增长，消费需求更多样化。近10年，中国努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完善市场体系建设，为麦当劳在中国的稳健发展提供了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中国政府致力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这为2017年麦当劳与中信及凯雷战略合作、共同发展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地区的业务创造了客观条件，助力麦当劳中国进一步深入本土化，加速在中国的成长。
麦当劳见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浪潮，并植根中国，用创新、成长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同频共振。
中新财经：进入中国市场以来，麦当劳采取了哪些本土化策略？
张家茵：过去30年，麦当劳见证了中国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就，而中国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也为麦当劳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发展机遇。我们的本土化策略聚焦开设新店扩张市场、发展非堂食业务、加快新品开发和驱动数字化赋能，不断加速在中国的发展。
2017年起，麦当劳与中信及凯雷战略合作，共同发展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地区的业务，标志着麦当劳中国进入“金拱门”时代，植根中国，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加快决策，捕捉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机会，进一步加速了麦当劳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如今，麦当劳中国已有近5000家餐厅，员工超18万，已成为麦当劳全球第二大市场，也是增长最快的市场，并实现了高度数字化，赋能业务成长。
中新财经：面对消费的新理念、新趋势，麦当劳中国在产品研发和服务创新作了哪些改变？
张家茵：麦当劳中国始终密切关注中国市场快速变化的消费者需求。以标志性的经典产品、数字化驱动的便捷性和高度定制化的会员服务为关键增长驱动因素，持续推动“金拱门时代”高质量的快速增长。
作为西式快餐品牌，麦当劳中国积极收集消费者反馈，不断丰富菜单，已成功为中国消费者推出麦辣鸡腿堡、板烧鸡腿堡、麦辣鸡翅、麦麦脆汁鸡和咔滋脆鸡腿堡等产品。其中，麦麦脆汁鸡和咔滋脆鸡腿堡是麦当劳中国进入“金拱门时代”后的最新成果。2021年麦当劳中国启用新总部大楼，设有创新菜单实验室与餐厅数字厨房，创新贯穿研发，2021年共推出超过160款新产品。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中国消费者对食物便利性的要求与日俱增。麦当劳中国通过加速开店、持续创新和驾驭数字化变革，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
2017年进入“金拱门时代”后，麦当劳中国发展不断提速。预计到2022年底，麦当劳中国开设的餐厅将达5000多家，五年间餐厅数量翻了一番多，扩大了为消费者提供美味和服务的范围。另外，我们对线下渠道业务平台持续创新，以更好地满足各类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例如可以便捷取餐带走的智慧取餐柜“M to Go”，以及可以驾驶汽车直接点餐、取餐的得来速等。
在线下快速扩张的同时，麦当劳中国也加速布局在线业务。我们在多个平台提供线上点餐平台、支付及服务，并在多个电子商务和社交商务平台上开设线上商城。无论是取货、送货、直播优惠券、订阅卡、信用卡积分还是兑换优惠券，顾客都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渠道和方式下单。
此外，疫情下消费者对于餐饮外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在此背景下，麦当劳中国近5000家餐厅的90%以上提供承诺30分钟必达的“麦乐送”外送服务。如今，麦乐送已成为麦当劳中国整体销售重要引擎，并保持强劲增长。
中新财经：今年9月麦当劳中国发布了在中国的首家“零碳餐厅”。未来麦当劳中国在“双碳”领域还有哪些布局？
张家茵：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看到中国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加速推动绿色发展，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中国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与麦当劳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不谋而合。
餐厅是麦当劳业务的核心，麦当劳中国始终致力于建设绿色餐厅，推动餐厅不断进行设备优化、营运调整以实现节能减排。对于新开设的餐厅，麦当劳从选址、设计和建造都严格实现安心环保可持续，并获得国际权威的LEED认证。截至目前，麦当劳中国已经有1600家LEED认证绿色餐厅。预计到2022年年底，麦当劳中国将开设超过1800家LEED认证绿色餐厅。
此外，麦当劳还积极致力于绿色餐厅的创新突破。9月20日，麦当劳北京首钢园餐厅正式开业，该餐厅参照国际权威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LEED)评级零碳排放标准和零能耗标准进行设计、施工，餐厅建设超过2000平方米场地内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年均发电量33万千瓦时，满足餐厅日常运营电力需求。
餐厅也是麦当劳与消费者互动、沟通最重要的窗口，麦当劳中国通过线上线下的消费者科普和互动，将绿色体验贯穿到顾客旅程的各个环节，鼓励绿色减碳的生活方式。
在麦当劳餐厅，顾客可以体验到麦当劳“绿色回收”核心平台“重塑好物”的各种成果。该项目产品中的海洋塑料回收椅、“懵懵小象”、宝宝椅和绿色餐盘等成果也已陆续在麦当劳中国绿色餐厅中亮相。麦当劳绿色餐厅还为消费者提供100%可持续森林认证原纸(FSC)包装袋、免吸管饮料杯和可降解塑料饮料袋等“绿色包装”，在确保消费者用餐体验的前提下，使用更绿色的包装，减少包材和塑料，并使用可持续认证原纸。
中新财经：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这是否会对麦当劳在中国的业务产生影响？未来麦当劳在中国市场将如何开展业务布局？
张家茵：我们看到过去十年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形势，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麦当劳将继续扎根中国市场，在洞察本土顾客的口味以及生活形式的基础上，加速新品的创意及研发，不断推陈出新，为顾客持续带来充满新鲜感的美味产品。同时，麦当劳中国将继续开设新餐厅、驾驭数字化变革和加快业务平台创新，覆盖更多的市场，满足顾客日新月异的消费需求。
同时，我们也关注中国的绿色未来，我们与权威专业的合作伙伴一起，联动上下游供应商，以绿色发展引擎驱动业务的可持续增长，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在绿色餐厅、绿色包装、绿色供应链和绿色回收方面不断探索和发力，为下一代创造更绿色的未来。(完)
东西问丨吴家玮：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中新社旧金山12月15日电 题：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专访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吴家玮 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近几十年来，随着一批批中国留学生走出国门求学，中国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日趋紧密。东西方教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互鉴？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中新社“东西问”专栏近日专访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请他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在《玻璃天花板：吴家玮回忆录》中提到“打破学界的玻璃天花板”。在这一过程中，您华人身份的优势和挑战是什么？ 吴家玮：我在美国的教研之路完全是沿着学界惯例走过来的，可以说是“循规蹈矩”。我30多岁当上系主任，40多岁当上院长、校长，于是被人说成是“打破了玻璃天花板”。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华人，我遇到过挑战，担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期间感受尤深。 旧金山历来是一座多元且较为复杂的城市，旧金山州立大学是该市唯一的公立全科大学，学校的“一把手”难免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突然间来了一位在儒家思维中长大、另有一套管理模式且不太听话的华人校长，很多人不习惯。  图片美国旧金山中美国际学校的学生穿中式服装表演节目庆祝中国农历新年。当地华人比例为全美最高。陈钢 摄在美国的教研之路上，华人身份没有什么明显优势，否则就不会碰上“玻璃天花板”了。但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当校长期间，儒家思维为我的管理模式带来一些积极影响。我常跟副校长、院长、教授代表等10来个人开会，讨论各种议题。众人意见不一致时，会展开讨论、辩论或是争论。如果讨论半个小时后还僵持不下，美国同事们就忍不住了，接下来就要求通过投票结束争论。而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某一个建议，才是较好的结局。这个时候我会说，我们都是有头脑的人，多谈谈总可以在各种不同的见解里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看法。因此我主持的会议尽管时间很长，但最后总能得到一个支持度相当高的共识。 中新社记者：美国高校的工作经历，为您在科大的工作带来怎样的启发？ 吴家玮：我回国前夕，香港经济面临转型，必将注重科技。当时，香港将迎来回归祖国的时刻，“一国两制”政策也已确定。在此背景下，一群有学问、有经验、有理想的学者决定放弃国外的丰厚资源和舒适生活，凭可贵的团队精神在香港创办一所研究型大学。  坐落于香港清水湾半岛的香港科技大学。谢光磊 摄特别是我在圣迭戈加州大学当博士后，十载后重回原校担任院长。那段经历让我认识到，要办好一所大学，研究和教学必须依靠真正一流的人才。我们在创办科大时，就是全力寻找各学术领域的一流人才加盟。 另外，圣迭戈加州大学的博雅教育理念对我在香港科大的工作也有启发。当时，港英政府只允许我们办理学院、工学院和商学院，但我坚持同时要办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我还希望每个学生主动参加文化、体育及团队活动。学校一定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否则怎么能算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可以扩展年轻人的视野，理顺他们的逻辑，赋予他们深入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思想狭隘的人很难做到真正的创新，没有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环境，科技也搞不好。 中新社记者：您曾长期在旧金山湾区工作，并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提出“香港湾区”以及“深港湾区”的概念。在高等教育方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哪些经验？ 吴家玮：旧金山湾区各种类型的高校都有，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建设也一定要多元化。最好能够平衡发展研究型、教学型、专业型、普及型等各种类型的高校。至于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人文创作和社科教研同样重要，多种学科都要大力发展。研究型的高校必须注重教学，教学型的高校也不能忽视研究。  第十六届江苏省高校大学生物理与实验科技作品创新竞赛上，参赛选手在调试作品。杨雨 摄此外，高等教育不能一面倒地聚焦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也绝对不能忽视。中国过去经济落后太久，需要飞速发展，赶上发达国家，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培养了大量应用型人才。但非常关键的基础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科技创新和突破的基石与载体，是时候大力度发展基础研究了。 中新社记者：东西方教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互鉴？ 吴家玮：西方发达国家因各自的历史和背景不同而发展出各有特色的教育模式，法、德、英、美等国的教育制度差别很大。在向西方借鉴的过程中，中国要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善加选择，发展符合国情的教育模式。 最近几十年，中国高校数量急剧增加，水平相应提高。目前，中国每年普通、职业本专科招生人数在1000万以上，硕士生以及博士生的招生人数分别超过100万和10万。有人说中国毕业生太多，导致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但我认为现在的高校数量和招生规模相当合理。中国有3000多所高校，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高校数量却更多。  北京大学2021届本科毕业生在校名前拍照留念。蒋启明 摄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发展不平衡。美国的优秀大学分布在全国各地，但中国最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沿海几个大城市。五湖四海的“高材生”被吸引到这些大城市，毕业后大多不愿回老家。中国迫切需要推动教育、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在地域间均衡发展，让欠发达地区对人才具备吸引力。 中国的高等教育需要适度引进符合国情的博雅本科教育。同时，应该像西方社会那样，摈弃对大学排名的迷信、对论文和专利权数量化的追求以及对学者名衔的过度崇拜。 反向来看，中国一些教育理念也值得西方学习。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世界逐步盛行“个人主义”。而儒家推崇“集体”意识，为人在修身之余，必须关怀和注重家庭、社会以及国家的集体幸福。这些意识启发于教育。 中国一些教育方式同样值得西方借鉴。我曾看过一档英国电视节目，有一组上海的高中教师到伦敦一所高中教学。老师走进教室，学生要站起来齐声喊“老师好”。上课的时候学生不能交谈，课后还有很多作业。英国学生刚开始对这套教育方式很不习惯，但一段时间后，他们不但开始欣赏中国老师的教育方式，连考试成绩也提高了很多。 中新社记者：您的回忆录《同创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时期的故事和人物志》里，有一个章节是“助建中美桥梁——走向老家”。在您看来，教育应该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吴家玮：我写这本回忆录的时期，确实还是以学术交流合作助建中美桥梁的好日子。中国落后和僵化多年后，终于打开了国门。一些有理想的优秀留学生、学者在西方吸取了先进的知识和技能，然后走向老家，在国家重启、发展的征途上作了不少贡献。同时，美国的科研也需要中国的人才。在这个阶段，两国一些科研合作相当成功。  以“国际教育，成就未来”为主题的2009中国国际教育展在北京举行。吴芒子 摄美国人也认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也可以向中国学习。随着越来越多美国企业到中国发展，学习中文的美国人逐步增加。这些人到美国公司的中国分支机构任职，并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提高本领，然后走回自己的老家。 但是，现阶段美国政治状况不容乐观，内部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令政客们以寻找外敌的手段来争取选票，中美学术交流难免受到影响。现状能否改善，要看美国的政治态度。美国学界也需努力跨越障碍，让两国的学术交流尽快恢复到过去的良好状态。 中国学界除尽可能恢复与美国学界合作外，还必须扩大国际交流的范围和对象，大力加强与欧洲、东南亚等地以及“金砖国家”的学术合作，在“一带一路”上多建“桥梁”。(完) 受访者简介：  吴家玮1937年生于上海，1949年移居香港，1955年赴美国留学。1966年，吴家玮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他曾担任美国西北大学物理及天文学系主任以及圣迭戈加州大学热斐尔学院院长，并于1983年出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1988年，吴家玮受邀回港，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供职时间达13年。 回香港后，吴家玮曾先后担任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委员会主席以及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
)